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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报考研究生的时候，别人看我的考试卷，从解释熵概念到理解系统论，又有物理又有哲学，问我是学什么的。现在别人看我，有时候从循环经济谈怎么消除身边的垃圾，有时候从范式变迁谈城市治理的哲理。常有朋友好奇，你一会儿形而下，一会儿形而上，脑子是怎么切换的？我笑着说，几十年工作经历和生活经历尝到的一个甜头和感悟是：做学问和过日子，要哲学，不要太哲学。这话怎么讲？我的解读是，人的思维不能没有形而上，也不能只有形而上，可以有三个境界。
第一境界，是做具体的事情要懂得拔拔高。例如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管理，从城市垃圾问题引出循环经济新理念，就是享受了做事情要有思想高度的好处。垃圾问题，算得上我们身边最“形而下”的事情。但是脑子里就事论事围着垃圾分类和末端处理转，就不可能有思维创新。如果把垃圾问题与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用完就扔”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联系起来，就会想到要从根子上解决垃圾泛滥，需要从物质流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向物质流循环闭合的循环经济进行转型。这么一想，思想就有高度了：处理和减少垃圾，其实不是操作性的技术活，而是发展模式的变革，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用完就扔”的线性经济活法。心里有了这个“形而上”的谱，眼光就不一样了，就会知道垃圾问题的源头在哪里，城市管理的工作和资源重点该往哪里投。做事情，要低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这个“抬头”，就是要有一点形而上的哲学思维。
展开剩余61%第二境界，是能够说大道理但是要“落地”。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用经济增长与环境消耗的脱钩方法解读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属于这样的事例。在国内，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通常被解释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但是明白了这个大道理，具体应该怎么办？我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中国式现代化，主要兴趣和精力是研究怎么让生态文明操作化。我提出四个脱钩的概念和路径，即能源消耗要与二氧化碳脱钩，城市建设要与土地消耗脱钩，交通出行要与私人汽车脱钩，生产消费要与废弃物产生脱钩。这样可以把高大上的理念，变成能操作、能检查、能评价的具体办法。特别是在国际交流中让老外听明白中国的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是要做什么。我总是给自己讲，做事情想法可以飞得很高，但给出的方案必须接地气，知道实践中的第一步该从哪里出发。
第三境界，是说很多场合要会切换、会“翻译”。不管是写文章作报告和人交流谈想法，还是给政府和企业做咨询建言献策，我觉得许多时候要能够会切换、会“翻译”。研究城市发展与管理，跟搞技术的领域专家讨论问题，他们喜欢钻到非常细的细节里去。这时候，我说话会来点酒兴往高里“拔一拔”：“我们改进这个技术或开发那个项目，能不能与建设人民城市联系起来，做到从投资于物到投资于人？”这么一说，就可以让具体工作与“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关联起来，思路变得更深刻，干起来变得更有劲。反过来，有时候听人讲城市发展与治理，谈概念谈理念，云里雾里摸不到边。我会加点冰轻轻问一句：“你说的当然有道理，接下去需要怎么干？例如在一个住户多、老龄化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怎么做才能实现你的思想？”这一问，就能把漫无边际的讨论，拉回到我们能动手改变的现实里来，最终有烟火气地解决实际问题。
总结一下，做学问做事情“要哲学，不要太哲学”。说到底，就是过日子干事情，自己既能“钻得进去”，蹲在地上看蚂蚁，把具体事弄明白；也能“跳得出来”，站在月亮看地球，看看事情的全貌和意义。40多年前读研究生的专业是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钻研过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有关思想范式及其变革的理论，记得很牢的一句话是，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瞎子，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跛子。这其中的分寸虽然不太容易拿捏，但值得一辈子去琢磨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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